青州北城的百年满族记忆

壹百年前，青州市北城社区这里曾是清朝八旗驻防城。如今的北城社区，除了主干道驼山路上的一座老宅院外，已很难找到当年满城的踪迹。这座当地唯一残存下来的满洲兵驻防城的官宅，如同一位苍老而衰微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新建小区“旗城家园”的面前，院前矗立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仿佛老人的一根拐杖，抵挡着开发商最后的推土机。

这是满族老人颜士会的老宅，目前只剩三间，砖木结构，四梁八柱。内厅两门上雕有龙和牡丹的图案，青州市北城社区退休教师唐玉民对满族文化颇有研究，他说这叫“天龙地母”，表明这个家族在清代的地位相当高。当地人传说，颜家是金国建立者完颜阿骨打的后裔。由于家谱在“文革”中被毁，每每听到此类议论，颜士会老人对于曾经的荣耀与富贵总是沉默不语。

十几位满族老人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拿着小马扎儿，提着鸟儿笼，陆续来到这座老房子前唠嗑。靠近他们便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老人们操着一口北京话。言语间多带儿话音，比如“看花儿”“贪玩儿”，仿佛这里并非山东腹地，而是老北京的皇城根儿下。这就是独具特色的“北城话”。这些满族老人的祖上，正是当年从北京调往青州的八旗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北城满族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池内，竟然还保存着如此纯正的“京腔”。在他们独特的“北城话”里，蕴藏着青州满城一个世纪的秘密。

“城外城”

年届八旬的那端奎是颜家院前的常客。不仅因为他和颜家是儿女亲家，更重要的是，他的祖上在青州满族中地位比较高，他说：“我们家是正经的官宦人家。”定鼎中原之后，“以神武定天下”的满族，高度重视军事力量。经百余年经营，清廷在边疆、海防和内省各要害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细密的八旗驻防体系，山东青州的驻防八旗即是其中之一。

雍正七年（1729），经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力奏，雍正皇帝钦定，在青州修建八旗驻防城。

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七年设青州驻防将军、副都统各1员，协领4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16员。旗兵的编制为，马甲2000名，步甲400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小萌说，八旗驻防，规格最高就是将军。全国97处八旗驻防，只有10处设将军，青州是其中之一。

经过几年紧张施工，雍正十年（1732）九月二十日，青州满城竣工。清末民初邱琮玉的《青社琐记》中记载说，落成之日，雍正皇帝钦定四门，城墙高一丈二尺五寸，城周为六里二分二厘，城内建筑按八旗布局。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此外还有匠艺房、官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计4899间，总面积7466640平方米，是一个配备齐全，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驻防城。

清廷早期设立的八旗驻防，多于旧城内圈出。而青州驻防军队集中居住的满城，是在青州府以北5华里处另建新城。由于青州满城建在青州城以北，人们习惯称满城为北城，青州城为南城。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考证，凡雍正朝以后兴建的驻防满城，大抵在老城之外另建新城。个中原因，一是接受了早期驻防城位于旧城之内引起诸多纠纷的教训；二是这时朝廷已有了另行建城的充足时间和财力。除青州之外，类似的“城外城”还有成都少城、呼和浩特的绥远城以及新疆伊犁的驻防满城等等。

雍正十年（1732）九月初二的京城，金风送暑，军旗飞扬。这一天，2000名满洲兵丁以及他们的眷属共计15000人，在青州将军鄂弥达带领下，自京师启程，分作四队，浩浩荡荡前赴青州。那端奎的祖先，一位名叫叶赫那拉广泰的军人，正是在那一年从北京被派往青州，官居正白旗协领。

从北京调往青州的满洲旗人，祖籍关外白山黑水，顺治元年（1644）“从龙入关”后定居京师，前后88年，至少已繁衍了四代。自此，他们又一次踏上了漫漫征程，掀开了青州满族近三百年的历史。据说，这年岁末的一个大雪天，他们才抵达青州满城。

那端奎铺展开家谱说，他们家在北京属正白旗，叶赫那拉广泰已是入关后的第四辈。当时朝廷规定，青州驻防遇有官兵亡故，尸体运回北京，家属归回北京八旗。老病致仕以及退甲（即退役）的也要回北京。不过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皇上批准各省驻防官兵购置坟地，病故后在当地埋葬，其家属也停止送京。从此，青州驻防官兵成为青州当地常住居民。

那端奎说，他们叶赫那拉氏在青州代代繁衍，至今已传至第十三代。

革命来了

辛亥革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热烈响应，但对于满人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清末已经生计日艰的青州满人，面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选择了无奈而平静地接受。

宣统三年（1912）2月12日，隆裕太后以一纸退位诏书宣告满人建立的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的青州将军文瑞恰巧被调往西安，于是，副督统吴延年（1872-1932）被推到了青州历史的最前台。

吴延年，青州满族正红旗人。光绪三年（1907）任协领，宣统二年（1910年）升至副督统。青州市文化馆研究员李凤琪说，吴延年这个人善于交际，处事圆滑，有文化，思想也比较开明。当年，正是这位“处事圆滑、思想开明”的副督统，率青州八旗兵民接受了诏书，表示拥护共和，官守其职，民安其分。

据李凤琪分析，吴延年之所以拥戴共和，主要是因为民国政府承诺解决八旗生计。清帝退位协议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优待条件，涉及“大清皇帝”，另外两部分别分涉及清皇族和满、蒙、回、藏各族。在第三部分《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中有言曰：“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正是这一条，让吴延年心里有了底。

今天回想起来，青州满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没有遭遇血雨腥风。

很多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流血奏为恭缴朱批折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的革命，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部分地区，革命也带来了暴力。暴力所及的牺牲者，就是一些地方的八旗驻防城中的满人。革命初期，反满暴力持续高涨，最先开始于武昌，后来席卷了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的驻防八旗。李剑农在《武汉革命始末记》中记录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屠杀满人的暴行。当时革命军的口号是“杀戮满官旗人”。尽管满族士兵基本没有抵抗，但很多人还是被杀死了。到第二天早上，满人的尸体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青州满人能逃过此劫，主要是因为自雍正皇帝建青州满城以来，当地的满汉关系始终是比较融洽的。”从小就听老辈儿讲故事的唐玉民说。

在今天的青州北城社区居委会大门前，矗立着一对两人多高的石狮子。唐玉民说，这是照原来青州将军府门前的狮子仿制的，目前狮子的真身在青岛湛山寺门前。这对狮子是平齿。狮子是食肉动物，应该是尖齿，这对狮子为何是平齿呢？原来，雍正皇帝想借此表达不鱼肉乡里的意思。这个故事并无典籍可考，是青州百姓口口相传下来的，从中不难体察出青州满汉关系之一斑。

尽管青州满汉关系比较融洽，但面对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当一部分满人还是选择了改姓。辛亥之后，很多满族人不愿继承祖姓，也不沿用原姓。因而在青州，父子不同姓，兄弟不同姓的很多。有的做工时顶替汉人的名字，就改用了汉姓。唐玉民说，青州北城有个小名叫“石头”的满人，辛亥之后便改姓了“石”。曾经目睹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用了八个字概括当时的社会变化：“皇帝倒了，辫子割了”。那端奎听老辈儿念叨最多的，也是这两件事。

为表明拥戴共和，吴延年做出一项决定：剪辫子。当时吴延年和手下的四个协领带头，全城官兵每人发毛巾一条，肥皂一块，限期把辫子剪掉。这一决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也有少数人不愿执行。那端奎说，这就有了“大曾造反”。

大曾姓韩，正红旗步甲。据说为人耿直，好抗上，不善阿谀奉承，当兵多年始终得不到提拔，还是一个大头兵。民国元年（1912），大曾组织了一个“星星会”，每天晚上星星出来了，就召集人开会，抵制剪辫子。次年，大曾和他的三个儿子，以谋反罪在满城南门外被斩。大曾之妻和两个小儿子被逐出北城，后流浪到临淄于家村落户。

对青州满城历史颇感兴趣的李凤琪和唐玉民，为核实这件事的真实性，曾访问大曾的后人，证实了大曾造反发生在民国元年，的确是因剪辫子而引发的。

“铁杆庄稼”没了

对于青州满人，虽说山高皇帝远，但“皇帝倒了”也是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铁杆庄稼”不保了。

在清代，八旗满人以披甲当兵为唯一职业，“恃钱粮为性命”。具体来说，清代八旗钱粮包括“坐粮”和“行粮”。坐粮指每月一次的月饷和按季发放的季米，“行粮”指出征时发给的粮饷。此外，旗营冬季供应劈柴。春秋两季，每户能领到两包食盐，用来腌渍咸菜。养马的人，还可领到马匹草料金和养马金。驻防官兵如遇红白喜事还可借银。

但是，八旗兵丁在享有这些待遇的同时，生活也受到严格限制。清廷规定，八旗兵民不准擅自离城，不准经营工商业，不准与外族通婚，不准学习工农业生产技术。在编官兵，平时要练骑马、射箭、枪炮，操演武功。尚未正式入伍的八旗壮丁，作为兵源的补充，从小也要跟随父兄练习武功，以便应考“补缺”。这样，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便是“俸饷”，称为“铁杆庄稼”。

事实上，自清朝后期以来，旗人生计已经日益严峻。根本原因是人口日繁而又不能从事工农商贾。当兵这条路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容易，一个壮丁要想考马甲或步甲，首先要有“缺”（编制名额），然后才能参加开弓、步射、耍刀、举石锁的考试。这些都合格了，还要在军教场经一马三箭或一马三枪的考试，成绩优秀才能入选。那端奎说，在青州，一家数代当不上兵或吃不上钱粮的，极为普遍。那端奎的祖父生了9个儿女，只有他父亲一人被挑选去北京做了禁卫军，其他人都未能“补缺”。而且，青州驻防编制名额逐渐减少，粮饷也不断打折，道光以后只能发到六成，其他福利也都减掉了，加上物价飞涨，一个兵丁的收入养活不了全家。那些补不上“缺”的人家，生活更为艰难。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青州北城兴办了工艺局，工艺局包括铁工、木工、养蚕、织布、藤编等项。当时工艺局制造的产品，在北城车站形成了一个小市场。早在道光年间，北城周围已开始种桑养蚕，兴办工艺局之后，养蚕缫丝也是其中一项。工艺局还购置了织布机50台，日产白粗布百匹以上，向外批发、零售。北城十字路口西设专卖部一处，由原将军府的人员经营。

清末，一些八旗兵民开始做小买卖。北城的商业原来由汉人经营，此时也转为满人经营。南北大街的几座大商店，多为有钱的旗人或官宦大户所有。当时，就是继续吃钱粮的士兵也兼做第二职业，比如做小学的体育教员等。

北城还曾组织兵民及闲散劳动力到附近山上垦荒。由于八旗子弟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垦荒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

辛亥之后，青州驻防八旗起初尚能收到一定经费，但因僧多粥少，多数旗人生活难以维持。好在取消了对旗人的限制，人们便由依靠“铁杆庄稼”，改为靠“三杆”生活，即有文化的谋个小职员靠“笔杆儿”，有本钱的做个小买卖靠“秤杆儿”，年轻力壮的去当兵，靠“枪杆儿”。

辛亥革命爆发时，那端奎的祖父已经过世，父亲在北京做禁卫军。但因粮饷日减，亲戚们做工或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的伯父去戏园子给人家打鼓，二叔学了木工。”那端奎感慨道：“皇帝倒了，我们满人倒也自由了。”

旗兵团的岁月

辛亥革命后，清廷虽然垮台了，但青州的驻防八旗仍然存在，而且编制未动，只是变成了地方武装。从民国二年（1913）开始，粮饷大大缩减。北城曾派代表赴省上访，要求按照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解决八旗兵民的生计问题。当时青州地方官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也愿保留这支军队，于是报请省里批准，在地方赋税附加款内，拨给一定数额补助费，维持八旗兵民的生活。

青州驻防八旗得以保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自民国元年（1912）以来，北洋政府委派的历任山东军政大员，很多都是清朝旧部。

此外，唐玉民还说，青州八旗得以保留与迁居南城的满族绅士祁锡璋也有关系。祁锡璋是青州满族镶蓝旗人，曾任河南登封知县，退职后定居青州南城。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势力很大，青州士绅房来鹤、陈丹书都是国民党。祁锡璋联合房、陈等人上书地方官，要求保留这支旗兵武装。而房、陈与祁锡璋等地方士绅，也借助旗兵武装自重。

民国十三年（1924），形势发生了变化。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青州驻防旗兵粮饷断绝，只能靠地方补给。次年，军阀张宗昌督鲁，各派军阀争权夺利，青州驻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25年4月，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上任不久，张宗昌突然提出传见青州驻防城副督统吴延年，这让吴十分惶恐。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誓师北伐。到山东后大力收编军队，不论土匪还是地方杂牌军，一律整编据为己有。张宗昌主政山东第二年，即组成直鲁联军（指河北与山东），张宗昌自任总司令，准备同北伐军决战。

彼时，吴延年不知道张宗昌心里打什么主意，担心青州八旗被调走或编散。吴延年马上找到祁锡璋商量对策。祁锡璋建议吴延年去济南找青州人，时任山东省议长的宋传典，请他在张宗昌面前为之说情。数日后，张宗昌传见吴延年。张宗昌对他非常客气，不但答应不调走他的军队，而且还要吴把青州驻防八旗兵改编为旗兵团，并委任吴延年为团长。全团官兵由吴在满城内自行选拔，张不派人参加。粮饷服装，按张的部队同等待遇，经费由省和地方共同负担。至于满洲八旗十六佐的行政组织，仍继续保留。对于如此有诚意的整编条件，吴延年连连称是。从此，青州满城八旗进入了旗兵团时代。

通过清末训练新军，青州驻防城的枪械装备比较充足，武器也好。这样，旗兵团虽然名义上由张宗昌改编了，实际上全团仍是清一色满族八旗人。对这支部队的训练情况，张宗昌概不过问。“青州八旗官兵觉得是虚惊一场，都认为张宗昌是个好人。”李凤琪说。李凤琪和唐玉民都是青州北城的老满族，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曾对青州满城的历史作过系统考察。

好景不长，到了1928年，青州旗兵团和张宗昌产生了矛盾。

是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进攻鲁南，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命令旗兵团赴前线作战。此事引起旗兵团官兵的反对，一是因为辛亥革命时，吴延年一再表示拥护共和，不同南军（革命军）作战，现在出兵违反诺言，再就是吴也有保存旗兵团实力的私心。

最后，吴延年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派出两个营打仗，留下一个营，同时把好枪好炮也全部留下。到前线后，两个旗兵营和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击溃，北城满族官兵们大部逃回。

1928年4月，张宗昌离济北逃，北伐军进入济南。

张宗昌败逃之后的青州，杂牌军、土匪各据一方。北城虽然只剩一个营，但当地兵源并不缺乏，而且留下的是好枪好炮，所以这个营在当时青州地区是实力较强的部队，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吴延年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也想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端奎听老辈儿说，整个1928年都是打来打去的。青州城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不少居民弃家外逃，以避匪祸。

1929年初，吴延年见大势已去，携眷悄悄去了青岛。2月10日，一股土匪武装突袭北城，一场混战之后，青州旗兵团被彻底打垮了。至此，清王朝的这支八旗军队彻底解体。

满城的败落

1929年旗兵团解体，致使青州八旗兵民生活发生彻底改变。

在此之前，由于旗兵团的存在，北城仍保留着八旗组织和相应的制度。吴延年既是旗兵团团长，又是八旗副督统。在吴的统领下，军队一团三营，仍有4员协领、16员佐领。原八旗军队的其他军事官员，比如防御、骁骑校等，随着军制的转变，改称连长、排长了。

吴延年一出走，土匪占领北城，协领、佐领多数随即出走，八旗行政组织也随之解体。此后，北城满族大量外流，主要去了青岛、济南和天津。

李凤琪出生于旗兵团解体前一年。他说，6岁时第一次坐火车随母亲去青岛探亲。母亲姊妹6人，除母亲一人外，其他5个都在青岛做工。

李凤琪说，1929年旗兵团和八旗组织解体后，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任副厂长的唐良恩，曾派专列来青州，接大批族胞去青岛打工，不论男女，分别安排在四方机车车辆厂和沧口的“钟渊”“大康”等纱厂，其中沧口纱厂最多，约千人左右，素有“小北城”之称。李凤琪的5个姨妈都是乘坐唐良恩包的专列去的青岛。

“那段时间北城满族妇女外出打工的特别多。满族妇女不裹脚，很多工厂招工都点名要满族女工。”李凤琪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姊妹几个凑在一块，一说就是一夜，一边说一边哭。

旗兵团和八旗组织解体，俸饷全部停发，别无出路的青州北城满族只有“逃”和“卖”两条出路。“逃”就是逃往外地，另谋职业。“卖”就是卖官产，卖家产，有什么卖什么。

北城最初拆卖的公共建筑是将军府的两座辕门。因为辕门是木架结构，好拆好卖。当时，南城有个公产局，掌管全县的公共房产。旗兵团解体后，北城出现无政府状态，公产局派人来看了将军府和各衙门的官房。此后北城便有人煽动说，南城要来拆大人府（即将军府），与其让他们拆走，还不如咱们自己拆了呢。于是，有些人便拆了将军府东西辕门的木料。南城公产局得知后，也派人来拆，把拆下的木料全部用车运走了。

此后，有的人胆子越来越大，拆完辕门又拆将军府和无人办公的衙门。一些满人外逃时，将自己的住宅托邻人代管，时间一久，也常常被拆卖。也有些人流浪在外，生活困难，不得已回来拆卖自己的官房暂时糊口。据说，当时青州火车站附近曾出现了一个北城人卖砖瓦木料的破烂市。北城的北大庙和镶白旗的关帝庙是后来拆的。因北城人崇拜关羽，所以保留了一段时间。万寿宫的拆除也比较靠后，这座宫殿当初是作为皇帝行宫而建设的，并未因清帝逊位遭到破坏，进入民国以后，万寿宫成了学校。具体是什么时候拆掉的，人们记不清了。

那端奎亲见了城墙和四门的破坏。他说，城墙和四门遭到大规模破坏是在解放战争国共拉锯时期。1946年，八路军占领北城，接着国民党第八军又打过来。八路军为了使敌人难以固守，撤退时将北城城墙扒开了多道口子。口子一开，城墙便一段段地被推到，城砖、三合土也陆续被当地人卖掉。城墙破败不堪，四门城楼也随之被拆除。

毁坏最晚的是北城西庙，也就是敕建福应寺。解放后，它又保留了17年，终于在1966年被拆除，理由是“破四旧”。

1990年代以来，旧城改造席卷整个中国，古迹已经残存不多的青州满城也未能幸免。如今，颜家老宅是青州唯一保存下来的满洲兵驻防城的官宅，目前已成高楼中的盆地，人去屋空。但对当地满族老人来说，这座老房子承载着他们的魂儿，意味着踏实、温暖和舒坦，也意味着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