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在青州

　　金明，原籍江苏省常州。清朝年间，我国县以上的财政收入，一律由国家派员征收。这个规定，在延续到民国年间后，仍沿袭旧时的“银两计算”征收。而负责掌管征收的大员，都是由朝廷府衙从异地遣派。当年，金明的父亲金老翁，就是从常州路（府治）地盘上，被遣派到山东益都，奉命做征收大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家老翁在益都大地上逐渐扎下根来，并积攒资金，置办房产，娶妻生子。在益都县衙对面的伙巷街寿星巷，就是金明的家。1913年12月，金明在这里降生。1980年，金明的益都老同学、老战友彭瑞林戴了22年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浙江省政协第一副主席、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益都老家探亲时，曾与笔者一块步行到伙巷街，边走边仔细辨认过金明当年的寿星巷故居遗址。

　　人生道路自选就

　　1930年8月，金明考入益都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初中六级。由于家庭的条件优越，亲人有文化，以及个人的勤奋好学，金明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时进取心强，热衷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1930年，经第十中学的共产党员彭瑞林和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会员刘法曾的介绍，金明加入“互济会”。第二年，金明被团组织批准为共青团员。没多久，金明又被秘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进入1932年春夏之交，为配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的胜利，山东省委号召全省有几处地方举行武装暴动，益都被作为重点。进入5月份后，天气刚开始转热，省里就派人来，一个劲儿地摧，要求越快越好。来人还在益都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下达了死命令。当时，彭瑞林承担的任务是，配合衣洪志同志，负责暴动中的城区指挥。

　　1932年8月18日清晨，益都城里的四面城门突然紧闭，大兵倾巢出动，满街上老百姓惊慌得象着了火一样地乱跑，传言说，东乡的共产党“造反了……”，而这时候的彭瑞林，还一直憋在“闷葫芦”里。在这种情况下，彭瑞林想急着到东门去县委的办公地点，找当时的中共益都县委负责人问点情况。但此时，东门早就派上大兵站岗，简直让人插翅难飞了。这时，他只好想再到夏家庄关帝庙小学，找一下在那里教学的“互济会”会员王彭阁老师问一下情况，因为他也是我们内部的人。彭瑞林围着城墙转了好几处地方，看看那里的墙头都很高，不好下脚。正在急得满头汗的时候，一转身看到金明。金明说：“我来搭你一肩，……”他立刻蹲地下，就摧我往他肩上踩。这真是“及时雨”呀，彭瑞林刷地一挺身，跃过了城墙。最难忘的是，当时，金明象是早有准备一样，还顺手递给彭瑞林一张大饼，两个脆瓜，六块银元。数十年过去后1979年，彭瑞林还含着眼泪，向笔者叙说这段往事。这生死之交的战友情啊，叫人怎能忘记呢！当时，彭瑞林就是靠金明给的这些钱和物做盘费，前往济南找到省委的领导，及时汇报了益都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金明和彭瑞林的关系如此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人的祖籍都是南方人。彭瑞林从曾祖父彭雁勋辈上，就是由广东省官府派往山东来做道台的。祖父彭寿山是县衙的钱谷财粮师爷，父亲彭锡成（敬堂），也是旧县衙的钱谷财粮师爷。彭、金两家的祖上，都是同一条路上过来的人。

　　身陷黑牢不屈服

　　1933年2月的一天晚上，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马兰邨被捕叛变后，省里的捕共队长陈衡舟（原团省委书记、叛变）和捕共队多人，利用叛变前来益都联系工作的暗号，把金明、刘洪曾、李世光等益都的团组织负责同志，诱骗至益都县城南门里一客栈内逮捕。金明是要犯，被用铁丝穿透锁骨，戴上反铐，砸上重镣，押上汽车，前往山东省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会审拘留所的。在拘留所进行会审时，金明与几位同志，个个临危不惧，把敌人法庭当作革命讲坛。金明慷慨陈词：“我们几个都是爱国青年学生，没有做过一点儿祸国殃民的坏事，既然你们把我们抓来这里，我知道这里是啥地方，生杀权就属你们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法官一听，暴跳如雷：“哈，叫你来演讲吗？胆子不小，把他们都押下去反醒反醒！……”几天后，金明等同志就被押往伪山东省高等看守所，一蹲就是大半年。1934年5月15日，因为案子不好处理，又被转押至山东省第五监狱。因为金明等同志在狱中组织过绝食斗争，后被转押至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两个月后，改押至益都的山东省第四监狱。

　　山东省第四监狱座落在益都县城东关南郊，今老烟厂东宿舍一带。现在也见不到当时的影子了。那时，监狱的四周，全是石砌高墙，墙高足有4米。监狱四面墙角处，筑有暸望哨楼，戒备森严。这座监狱是全省的模范监狱，凡是被解押到这里的，进门先给砸上大镣。派来这里的看守、狱卒，听听“外号”就能把人吓死。什么“王老虎”、“张老虎”、“黑狗熊”、“吊眼狼”等等，没有一个好东西。被关来山东省第四监狱的政治犯，共有40多名。其中张晔、李林等同志，入狱前都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的负责同志。其他同志中，不少都是各地的革命志士。这些同志，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意志坚定。从入狱第一天起，就没有放松过革命斗争精神。由于金明是益都人加上社会上的同学很多，不几天就有同学来监狱探监。监狱中的40多位狱友，基本上个个有文化，经过几次狱中“放风”后，同学们也都认识了。既递眼色，又送暗号，狱内狱外的同志们，一致赞成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开展狱中斗争。在商量如何互通情况时，都表示要办一个手抄小报，初步定名《火花》。

　　然而，狱中监管非常严格，去哪里找笔，去哪里买墨，又去哪里弄纸张呢？大家一时都作了难。狱友王长功，共产党员，忽然想起先前在青岛被关进国民党监狱时，曾用鸡毛翎蘸着臭虫肚子里的血，在扔掉的烟纸背面上写信，让老乡给家里捎过。这条信息，给了金明很大启发。王长功提到的这些不起眼的废物，监狱大院里很好找。废牙刷也好寻，打磨打磨就可当笔尖用。说到臭虫时，大家都笑了，谁身上和裤筒里抓不出十个、二十个的，简直就是红墨水瓶。就这么着，大家齐动手，《火花》报办起来了。虽然是小纸片，颜色五颜六色，但内容十分丰富，有战斗诗歌，也有小评论，还有讽刺诗和鼓动口号等。在放风时或吃饭时，随时就可以收到小《火花》。如若一但被监管发现了，小纸团一搓，张口就吞进肚子里了。

　　《火花》小报的创办，使狱友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大变化，对敌斗争思想逐渐成熟。很快，一个“要求改善犯人生活”和“改善监狱卫生条件”的斗争，在第四监狱暴发了。这一天，李林同志当着众人的面，咬牙从自己白汗褂上伸手就撕下一块布片来，咬破手指写成“血书”，带头喊起口号来，使整个监狱象炸了“锅”。当时，所有狱中监官毫无思想准备，对待他们这些政治犯又不能随意放枪，简直乱成“一锅粥”。在进行“谈判”时，监狱方被迫答应了大家提出的要求，很快，脚上的镣铐摘掉了，大、小便的次数不限制了，菜汤里见油水了，面食咬起来也不那么牙碜了。还能及时给狱友洗澡、理发和洗换囚衣了。

　　1936年6月，日军开始侵犯我国绥远一带，中国军队自发进行抵抗，抗日烈火逐渐在全国各地燃烧。在金明等同志的领导下，“四监”的政治犯一齐“上书”，要求跑出监狱大门，到抗日第一线打鬼子去，并上书质问狱中监官：“都啥时候了，为什么还叫我们坐牢？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枪支？为什么不把我们送到国防前线去？……”。不过，这次上司批下来一件事，后来成了天下笑话。上司说了，大家把《资本论》读好了，回家老老实实做个小买卖，比干啥都强！千万别学《共产党宣言》，跟着共产党出去瞎呼隆，没出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大举南侵，很快打进鲁北、济南眼看保不住了，警方才批准这批革命志士，恢复自由，踏上抗日前线。

　　征战江南建功勋

　　抗日战争初期，金明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清河特委副书记，中共淄博特委书记。1939年5月，金明奉命南进。在横跨陇海铁路时，因与日军作战负伤，在老乡家养伤。伤愈后继续南进。于6月到达邳（县）睢（县）铜（山）三县交界地区。在这里，金明与先期到达的部分领导汇合，正式组建地区党委，正式开展工作。在此之前，这里也曾活动着我军的一支部队，称苏皖纵队。期间，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也进入皖东北。金明到达这里后，听取了中共皖东北特委的汇报，非常高兴。据此，金明、张爱萍等相约，于9月中旬到达安徽灵璧县内一个叫做张大路的地方，举行了联席会议。这就是中共苏鲁豫皖地区历史上著名的会议——张大路会议。会议由张爱萍主持，金明、吴法宪、杨纯（与金明一块从山东去的）、刘玉柱参加会议。当时，金明在会上讲话时姿态很高，他说：“张爱萍是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的领导，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还是最早驻皖东北的党政军主要领导。”最后，经过协商，并经中原局批准，金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以办事处为掩护，开展区党委的工作。同时，继续加强与我党以前，同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建立的共同抗战统战关系。金明的高水平讲话，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40年，金明担任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2年12月，当苏皖区党委更名为淮海地委后，金明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从这开始，敌人对我辖区内发动疯狂扫荡。日军第十七师团集结了8000余人，分9路向我所在的沭阳县境内实施合击，情况万分危急。在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打电话请示金明怎么办时，金明冷静地说：“各部要沉着、冷静，立即分散突围，以暂避敌军之凶焰！”说完，金明就率领队伍，连夜急行军，冲出了危险地段。当刘震也率队冲出去时，如狼似虎的日本鬼子，就疯狂地扑过来了，却到处看不到一个人影。

　　金明同各位指挥员步调一致、粉碎日伪军“大扫荡”的英明举措，受到新四军支队司令黄克诚的重视和借鉴。在1943年4月上旬新四军召开的高干会议上，金明同志作了题为《淮海区反“扫荡”的经验》报告。原豫皖苏地区主办的《军事杂志》第35期上，全文发表了金明同志的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称：“金政委（时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海地区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在边区反‘扫荡’的经验介绍颇详，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堪为我们借鉴。”后来，黄克诚首长还多次在有关报告中，表彰和推崇金明的做法和经验。

　　1945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州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当时，推进苏浙敌后的具体任务是：深入苏南开展活动，打开浙西局面，疏通浙东联系，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东南半边天。随即，金明与章蕴、张彦、杨纯等一起，率领苏北根据地各县、区的200多名地方干部，与叶飞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一师教导旅三个团，一鼓作气，跨过江南去，迎接新战斗。从8月上旬起，展开对日军大反攻，很快就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使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到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使苏浙皖解放区，总人口达37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金明随部队北撤整编。1946年2月，被调往山东胶东区，任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投入了胶东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

　　指挥有略斗敌顽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根据党中央决定，黄克诚任湖南省委首任书记，他与老战友金明，再度合作，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

　　解放前夕的湖南，是全国匪患重灾区之一。而湖南的湘西一带，尤为突出。当年，湖南的统治者，对土匪怕得要死，姑息迁就，甚至推行了一套“养匪害民”政策，暗示土匪们“坚持游击战争”。从1948年6月开始，一直担任华中行政长官“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以及在湘鄂川黔边区任行政长官的宋希濂，在逃离湖南去台湾前，就曾多次溜到湘西一些地方，纠集各路匪首，把他们编为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任了什么“司令”“师长”等职务。组建成能对抗人民的反动政权和武装队伍。

　　金明在湖南担任省委副书记期间，具体负责剿匪这项艰巨而危险的工作。接任后，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了解到，湖南全省境内，共有匪特武装人员18万人左右。其中百人以上的集股行动土匪达170多股。金明多次利用各种场合宣讲：“不解决土匪问题，农村的社会改革、生产建设就无从谈起，广大农民就无法度过饥荒。如此下去，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有丢失的可能！”黄克诚书记非常赞同金明的说法，坚决支持金明提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具体要求是“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对土匪实行一点一点地吃，一块一块地吃，吃一块就吃光，搞得干干净净后，然后吃别一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剿匪成效日益显著，整个湘西的土匪最后被一扫而光。

　　湘西解放后，长沙、常德、益阳地区内，还有两万多土匪及国民党杂牌武装，又盘踞在山村、湖汊骚扰劫掠，破坏交通，妄图垂死挣扎。我驻湘西剿匪部队，再接再厉，奋起迎战。到1949年12月底，歼灭土匪1730余人，并争取74000余名土匪向我政府和部队交械投降。很快，湖南匪患多年的“毒瘤”，终于被彻底摘除。

　　多少真情留人间

　　建国后，我们的老乡金明，留居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兼中南局副书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后，曾在湖南省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在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期间，金明被任命国务院秘书长。当时，笔者曾进京采访我们的老乡金明同志。金老很高兴，在百忙中，亲自派车接往中南海他的办公室谈情况，越交谈乡情越浓，令人难忘。有段时间，我国南疆中越双方出现反常状况，炮火连天。年过花甲的金老，还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长途跋涉，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前线，慰问参战将士。后来，有段时间，又到河北省委担任过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工作中给当地群众留下“亲民书记”的美誉。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一连登载两个大版。

　　1982年9月6日，在中共“十二”大上，由大会代表一致推举的172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国家高级干部，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金老名例其中。

　　金明今生爱好围棋。中国围棋协会举办我国第一届老人围棋赛时，金老不顾高龄，场场必到，精心观看。我国的著名高手，他一个个了如指掌。出战前，逐个走访，加油打气。著名围棋高手聂卫平爱吃自己家乡的“深县大蜜桃”，金老挎着竹篮子，跑了北京市面好几处大商场，硬是买去看望小聂，为他鼓劲助威。1988年2月，我国在举办第一届“炎黄杯”围棋赛比赛时，他虽然75岁了，还楞去参赛，是赛场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大赛闭幕时，他还坚持参加发奖仪式。

　　我们的老乡啊，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人们没想到，这次围棋赛落幕刚一个月，他就“走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哀悼。金老离世前留下遗嘱：“我是青州人，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撒在我的出生地——青州云门山上。”他去世后，其子女专程赶来青州，满足了老人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