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州传奇名人黄裳

　　黄裳祖籍山东青州，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的人，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

　　2012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杂志第18期报道：“9月5日晚，著名散文家、藏书家、一代报人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3岁。”报道在介绍了黄裳简历后特别提及：“2011年，黄裳以92岁的高龄，在《收获》杂志上还开辟《来燕榭书跋》专栏，堪称‘壮举’。但也成为这位散文大家‘最后的亮相’”。岂不知，黄裳还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戏剧评论家，书画家，版本学家。我国著名现代作家唐弢还曾赞誉黄裳说：“他实在是一个文体家。”

　　斐然文采 出自名门

　　黄裳，原名容鼎昌。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北城满族镶蓝旗人。1919年农历六月十五日，他生于河北省井陉县。有人说，黄裳年轻时因追求同学、著名电影演员黄宗江之妹黄宗英未能如愿，而改名黄裳（意为“那就让我做你的衣裳吧”）的。也有人说，黄裳改名是缘于《诗经》中《绿衣》篇里的“……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译为“绿外衣啊绿外衣，绿衣下面是黄裳。心忧伤啊心忧伤，忧伤何时才淡忘”。似乎后一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井陉县位于河北省西部，接临山西地界，境内到处沟壑纵横，历史上一直是兵匪出没之地。小时候的黄裳，为躲灾避难，父亲把他送往天津居住。后来，父亲因工作变动，全家便一齐迁往天津。这一次在天津居住的时间较长，大约待了十几年。当时，黄裳一家在天津的居室是租赁的，位于墙子河畔的一座小楼，传言是晚清皇宫内小德张的产业。转眼到了读书的年龄，黄裳由父亲送往附近的天津公学（今天津十六中）读小学。这所学校条件较好，颇为“洋化”。当时所学的课本由学校指定。黄裳的学习成绩在全校也属尖子。原因是入学前，就得到清末举人、伯父的开蒙。伯父教他学习过上海出版的《字课图说》和朱熹编辑的孔孟教条，有一定的基础。

　　黄裳的父亲叫容远溪，年轻时在老家青州北城西店海岱书院就读，毕业后考取了山东省高级学堂，后来留学德国，是位著名的矿业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容远溪从德国回到祖国时，带回家来两大箱德文书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提升，黄裳迷上了读书。对于德文书，黄裳由于不懂德文，是从不沾手的。而对家里存放的清末期间由上海点石斋印社印刷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聊斋志异》等古书，黄裳简直是爱不释手。没想到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进行了制止，并严厉地把这些书宣布为“禁书”，不许黄裳接触。黄裳倒也有办法，见父亲上班去了，就偷偷在花园楼下回廊里阅读，当父亲下班回家时，他老远就能看见，把书一卷，随手藏得严严实实。

　　抗日战争开始，我国第一次实行统一招考大学生。黄裳受父亲“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很不情愿地报考了全国重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当时，黄裳的数、理、化成绩是比较差的。但由于他古文学得好，特别是熟读了《聊斋志异》，对国文试卷中的那道无头无尾，无标点，活象“天书”一样的古文题，许多考生交了“白卷”，而黄裳没费吹灰之力，很快就读通点断了。当时，上海交大的校长唐文治是位文学水平颇高、很有威望的校长。他下令，如果考生数、理、化成绩差些，可以原谅，而对国文不及格者坚决不予录取。这么一来，黄裳顺利迈进上海交大的门槛。

　　孜孜不倦

　　黄裳是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到了1941年底，世界进入极不寻常的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给激战中的我国抗日战争以重大影响。1942年，黄裳随学校搬迁到当时的大后方重庆。黄裳虽然是交大电机系里的学生，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上，而且成了出类拔萃的高手。到1945年下半年，经人推荐，黄裳被《文汇报》社录取，担任了报社驻重庆的特派员（相当于今天的驻地记者）。因为在重庆新闻界没个认识的人，黄裳只好单枪匹马跑“新闻”。那时，中共中央办事处也设在重庆，黄裳曾多次采访过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写了许多有利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闻。有一天，中共中央办事处举行记者发布会，黄裳同《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发布会。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期间，与会记者跃跃欲试，争先提出许多尖锐问题。初出茅庐、又不善言谈的黄裳，坐在同行中间静心听、认真记，只见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非常重视国共之间的关系，反复强调，国共团结一致，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保证。近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打断，给黄裳留下难忘的印象。

　　1946年夏秋之交，黄裳随报社迁至上海，并被派往南京做特派员（驻地记者）。任务是每天用电话向报社传送重要新闻。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出现裂缝的非常时期，经常为发一条消息，反反复复推敲至深夜，才能最终定稿。在搞好新闻采写的同时，黄裳还熟练地运用不同体裁，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与此同时，他还在报纸上特别开辟了《金陵杂记》专栏，定期刊登自己写的有关南京古迹的漫游记等。《金陵杂记》很快火了起来，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久，黄裳被调往报社所在地上海，参加了报社编委。期间，他先后负责过文教版和副刊上的《浮世绘》栏目。《浮世绘》栏目是个娱乐性副刊。在编排内容上，除了着重于当时由京剧占据舞台的大趋势，又注重对南方一些地方戏剧和电影的评介。那时候，对于这方面内容的约稿非常困难，黄裳只好自己动手。为了增强可读性，不断提高报纸质量，黄裳绞尽脑汁，多设栏目，把自己分管的版面，办得富有情趣，好上加好。在我国著名文学大家廖沫沙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年—1949年）第十二卷》中撰写的序言中，专门赞扬了黄裳任主编的《浮世绘》文艺副刊。认为它“面对森严的文网，机智、巧妙。其次，笔法和格调也更加多彩多姿……”

　　在黄裳的一生中，从事新闻事业多年，消息、特写、访问记、印象记以至评论、杂文等各种文体无所而不涉及，得到了锻炼。掌握了十八般武艺。

　　为书痴迷为书狂

　　黄裳从小时候就开始买书。数十年的日月中，曾遇到过“钱有限，买书难”、“买啥书，要算计”和上大学时，没有学习过《文献学》、《版本学》等图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对于书的兴趣，至死没有衰退过。他自己说：买书、藏书，不是为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奢望，也没有“囤积居奇”这方面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传播知识，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黄裳一家从北方迁居上海，在徐家汇租了一处房子。这里紧靠外国人的“租界”，座落在一条热闹大街右首。对面一排小房子中间，有一家废纸店，四面墙上用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条长案，摆放着不少报纸、杂志和中西书籍，而且经常更换。黄裳几乎每天到此光顾。他一生中最最迷恋明、清版本书的嗜好，就是从此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8月13日，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后，很多老百姓逃难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随即，这一带市面上，增加了大量报纸、杂志和图书，这自然引起黄裳的兴趣。这一时期，黄裳收集了不少全年或全份的《东方杂志》、《国文周报》、《文学》、《太白》、《中流》等著名杂志，还配齐了沈雁冰先生接任主编后编辑出版的《小说月报》。此后，在收集旧书报方面，黄裳更是乐此不彼。

　　1949年，黄裳去香港转赴北京，一路上，他坚持逢书肆（店）必至。在南昌市上，他看到康熙年间刻印的《栋亭集》和抄本《许鸿磐集》时，就赶紧买了来。转道天津，在东门铺子里，他买到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是琉璃纸特本，相当珍贵。到北京后，黄裳马不停蹄，干脆一头扎进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就不出来了。期间，他所买到的以残本最多，而且还得到一册由书铺徒弟用旧本影抄的从明朝到清朝各级官府屡屡禁印的明代文言小说《痴婆子传》。在薰阁铺子书架上，黄裳选到明嘉靖刻本《宋文鉴》一叠，是帛纸大册精印本。他还盼望能配齐手头旧有的山东青州同乡、清人李文藻全著，但又一次落空，很是失望。

　　解放初期，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残本古书，这引起了黄裳的重视，他分头前往各地，仔细选购。黄裳这样无限制地买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经济承担能力，经常陷于困窘。有人半开玩笑地给他写了一条幅：“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黄裳压根儿没想到，买书也买来了麻烦。“文革”中，宁波春秋书店的负责人，论斤收购到一屋旧书后告诉黄裳，让他看看是否有用。黄裳从早看到晚上，抹得浑身上下乌黑，选出了十几种残零册籍。结果，有人给他贴出“大字报”，说他“这”，说他“那”，闹得“满城风雨”。1972年春的一天，黄裳在干校“劳动改造”当建筑小工时，忽然接到“勒令”，要他回单位有“要事”，一到单位门口，早已在此等候的一位“小头目”先是大声呵斥，接着宣布要没收他家的全部藏书。随即，30多条大汉一齐出动，把他家所有藏书都打成捆，扔上三辆大卡车。领队的“小头目”，还耻笑黄裳：“看这些‘大毒草’，害你到这步天地了，不知你图了个么？！”黄裳央求他留下鲁迅先生译的果戈理著《死魂灵》。那“小头目”说：“那个鲁迅吗，也不是好东西，算了吧！”在黄裳一再要求下，“小头目”答应给留下一套“毛选”四卷。并训斥道：“这些书，你倒可以学学，举一反三嘛！……”

　　黄裳喜欢买书、看书、藏书，对书的那种感情，多数人难以理解。他能从大量古今书籍中，发现时代的一些特征，一些线索，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小到一幅插图，都能说出许多学问来，让人们领略到当时的社会气氛，从中受到教益。

　　挚友相处情意笃

　　咱们青州的黄裳，与其有同样成就的人比起来，他的社会反响再低调不过了。究其原因，有人议论他，最不善言谈，最不善出头。再熟悉的人见了面，也是你谈他听，你若不谈，两人就只好低着头，上演“哑巴剧”。笔者手头有一些黄裳与巴金在一起的遗照，因为巴金也不善言谈，都是巴老坐在藤椅上，黄裳手扶藤椅，呆呆地站在一边。

　　黄裳一生中经常交往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名人大家。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位大师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周汝昌先生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镇人，大黄裳一岁。他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曾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黄裳年少在天津求学时，与周汝昌同窗同寝室。周汝昌是念“高一”的插班生，入学时就很像个快要成熟的青年。平日里，黄裳最不爱参加体育活动，只是喜欢听戏。京剧、昆曲他都喜欢。学校和社会上有文娱活动时，这位不善言语的黄裳还能粉墨登场。一天，周汝昌送了一张自己的戏妆照给黄裳，这一来让黄裳很感兴趣。不久，黄裳又发现周汝昌喜欢诗词，并非常熟悉名著《红楼梦》，这使黄裳为之一震。从此，两人密密地好上了。谈话的主题也多是《红楼梦》。在校园内外的南楼、体育场、墙根河边，都留下两人的身影。谈论中，不时杂以激辩。甚至躺在寝室床上，往往还不能停声。有一天，周汝昌对黄裳说：“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华文学之精粹，必须翻译成英文本，让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黄裳遂问：“我们的‘红学’这个名目，外国人懂吗？英文里有这个词吗？……”周汝昌当即回答：“这些都好办。咱们造一个新字得了，就叫做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好表示‘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算是受周汝昌的影响，黄裳在对《红学》上也钻到家了。他平时爱喝茶。喝起茶时就琢磨，中国有《茶经》，日本有《茶道》，日本人后来居上了。但在《红楼梦》四十一回里曹雪芹写的《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里总共不过用一千六百个字，就细细地写出了品茶的全过程。笔触轻盈准确，既写了品茶，又点染了人物，对人物的一颦一笑，都活生生地凸现了出来。细细琢磨，没有一个字是可有可无的。《红楼梦》中这一类的绝妙片断还有不少，都可以单独成章，就像戏曲里的折子戏，实在妙啊。

　　1950年10月16日，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始在《文汇报》连载。这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资料非常翔实的皇皇巨著，是中国梨园界的一份珍贵档案，是我国艺术家回忆录著作中最早问世、篇幅最大的一部，其文献的价值也极为重要。这是一部开创我国艺术家传记文学先河的巨著，由黄裳一手策划，一手编辑而成。

　　1949年8月，梅兰芳从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回到上海，当时在《文汇报》工作、而且是少有的戏剧评论家的黄裳，就直接找到梅兰芳，向他倒出自己的想法。梅兰芳非常赞赏黄裳的设想，就是考虑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国内政治活动较多，还要演出，恐怕力所不能。黄裳又向梅兰芳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现在不着手，将来的工作比现在还要忙。这时，梅兰芳的许多朋友也一致同意黄裳的设想。于是，梅兰芳便把这件事答应下来。接着，黄裳与梅兰芳一起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梅兰芳工作很忙时，黄裳就给他找来几位合作者相助。他们采取“由梅兰芳口述，大家分头记录执笔”的办法，把初稿拉了出来。最后，由黄裳统一编辑，审定。成功一篇刊发一篇，在黄裳负责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连载。结果，《舞台生活四十年》一见报，立刻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和欢迎。就样，大作一共连载了197期。1952年，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应广大读者要求，又出版了第二辑。1958年，中国《戏剧报》接着连载。到1987年，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将一、二、三集合并出版发行。这一来，更加引起社会的反响，国内许多报刊争相选载、连载。前苏联莫斯科艺术出版社，都曾出版过俄文译本。

　　游子深恋故土

　　黄裳虽然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但在一生所填写的履历表中，都是端端正正地写上“山东益都（青州）北城”。而青州故乡，黄裳一生的九十三年中，仅仅来过一次，共住了三天。

　　1989年11月8日11时，黄裳在济南办完事，特意乘火车到达青州市站。下火车后，改乘轿车顺云门山路穿城而过，下榻到青州宾馆海岱青舍。下午二时，前往范公亭公园，先后游览了范公祠和李清照纪念馆。儿时，黄裳在外地常听父亲谈话中提到“范公亭”的名字，他知道这是故乡的名胜。这会儿，亲眼目睹了，心里当然高兴。晚上就餐时，他对家乡名吃糖核桃仁和乳白瓶“青州陈酿”很感兴趣。最后，宾馆师傅端上来了火锅，更使他激动万分。

　　第二天，黄裳先是参观了青州博物馆。对李清照“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这两句诗，引起他的特别关注。他说：“这正好看作我们青州历史的一种缩影。我们青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确是经历了长期的兵火乱离之苦的……”对博物馆收藏的蒲松龄“志士山河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无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的诗轴，黄裳看后说：“看来这不是伪作，这对于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离开博物馆，黄裳到了故乡北城村。在有关领导和家乡亲人的陪同下，黄裳参观了村办服装厂、铝箔纸厂。当看到服装厂加工的好几种花色外套，质量都不错、又听说铝箔纸厂盈利丰厚时，心里非常高兴。在北城，黄裳见到自己本家一位77岁的堂兄，而且还住在祖遗的老宅里时，激动万分。他压根都没想到，这一排老屋，竟还能保留下来。站在了祖辈居住的屋宇庭院内，黄裳眼里涌出了泪花。他一再向周围领导和亲人表示感谢。心里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他只顾擦眼泪没有说出来。

　　奔波了一整天，可能累得够呛，第二天忙着在宾馆看资料。手头的资料大多是市政协编印的《青州文史资料》。对这些资料，黄裳很感兴趣。他说：“中国旧日的藏书家，不重视地方志，从清代起，就很少有人收集这些东西，书店里也视为弃物，简直是命运之悲剧。后来，慢慢醒悟，旧地方志的身价也不断上升，这确是值得珍重的文化史资料。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多少知道一个大概，也并不是为了要当‘学者’，无论是正宗的还是冒牌的。”

　　中午11时，黄裳在宾馆简单吃了一顿面条后，即去火车站，坐上了开往青岛的客车。12点开车了，他还捧着一本《青州文史资料》摘不下眼来。他太热爱家乡了。

　　人生在世，难免有过

　　黄裳去世后，报刊了发表了许多回忆悼念文章。不过有一些让人看了后感到很不是滋味。活着的人对去世的人，理应对他有个正确的评价。黄裳是爱国的，也热爱家乡，热爱人民。试问：中国老一代名扬海内外的文人中，亲自上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几位？黄裳参加了。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说出了黄裳的一个特点：“黄裳在文章中，总爱把喜怒都融于笔端，爱憎分明。步入老年了，还跟人打笔仗。而且下笔又快，一出手就是三个版面。猛一看，实在吓人。仔细读罢，根本从中抓不出过错的地方，也没有过头的语言，一派谦和谦恭和善。实则处处笔里藏刀，寒气森森。”

　　的确，黄裳表面上不爱言语，一旦拿起笔来，坦率而不顾，尖锐刺眼，所有明暗、优劣，向来不藏不掖。黄裳走了，怕以后再难遇到这样的人。

　　期盼有人静下心来，能给人们写出一个真实、公正、立体、有分量的黄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