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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青州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4年元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之后,在全国各地陆续掀起了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我市(原益都县)也由此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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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4 -09 17:05:40

  1964年元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之后,在全国各地陆续掀起了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我市(原益都县)也由此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回忆青州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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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青州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县里共动员组织了我们21名城镇知识青年,以集体插队的形式,集中安置到原谭坊公社小刘大队。弹指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翻出这张已泛黄的下乡合影照片时,照片中一个个风华正茂的青少年,现在都成了白发斑斑的花甲老人。再回忆起插队十六年来的生活片断,心中充满了酸甜苦辣,顿觉五味俱生。
  据我们回忆,1964年8月,县里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为减轻当时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压力,以试点的形式,在城关镇各居委会开展动员待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首批报名的共21人,其中男11人,女10人,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4岁,高中毕业生3人,其余都是初中生。因为我们这批下乡知青是县里的首批,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在下乡前夕,县里专门在县电影院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镇及居委会的各级领导都亲临大会,领导们亲手给我们21名下乡知青戴上了大红花,并一一握手与我们合影留念。下乡知青有令艳同志,代表下乡青年在欢送会上发言并表了决心。领导们一再鼓励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定干出个样子,为下步全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出榜样。会场内外,贴满了“欢迎我县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大字标语。此时此刻,我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那时县里还没有汽车,领导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大约半小时左右,在谭坊火车站下车。一下火车,谭坊公社及小刘大队的领导及部分社员早已等候在站台上,还有几辆披红戴花的大马车也在整装待命。领导与我们一一握手后,我们21人分乘几辆大马车,一路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革命歌曲,行程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目的地小刘大队。这时,全村社员都已自发的等候在村头,我们还没来得及下车,社员们便围拢上来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当晚,我们不顾路途的疲劳,与老社员们进行了联欢,个个都高兴得合不上嘴。
  插队后,我们21名知青分到三个生产队,与老社员们同劳动。我们自己开火轮流做饭。干农活、做饭,这对我们这帮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虽然生产队长尽量照顾安排我们较轻的农活,有些老社员们讲一些做农活的诀窍,甚至帮我们干。但一天下来,个个累得腰疼腿酸,手上磨起了血泡,有时累的饭也不想吃。老社员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的还特意给我们送来可口的饭菜。我们为尽量减轻劳累和想家的念头,在业余时间,便自编自演一些文艺小节目,利用开会、学习、空闲及阴雨天没法出工干活的机会,演给老社员们看。说句实在话,我们这帮毛孩子干农活不中用,但编演文艺节目,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还真是一个顶仨。别说,蹦蹦唱唱还真管用,该想家也差的想家了,该累也不觉着累了。
  在农村劳动,最累的农活莫过于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深翻地,挖地瓜井,出猪圈等。手上磨起的血泡新接陈,陈接新,那个时候,真是哭也找不着个坟咕嘟。开弓没有回头箭,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迎着困难上。只有通过磨难、锻炼,才能逐渐的从不适应到适应。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们逐渐成熟起来,甚至令老社员们刮目相看。在我们知青中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的当上了生产队长、民办教师、团支部书记、赤脚医生,还有的被评为劳动标兵。
  插队后的头几年,县里对下乡知青的管理工作都较正规。县里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有安置任务的公社都建立了知青领导小组,有一名领导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另外,县里还专门从市直单位抽调了三名带队干部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负责我们知青小组的吃、住、劳动、学习,推荐招工、参军等事宜。基本做到了政治上有人管,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帮。
  当时,我们这批下乡知青,县里规定,下乡满三年即可回城安置。谁料想两年后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各级政府都相继瘫痪,领导们都自顾不了自,谁还顾得上我们回城的事,所以一晃又十年过去了,在这关键的十年里,绝大部分知青都已结婚有了孩子。虽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根据上级的文件精神,下乡知青可陆续回城安排工作,但关键的一条必须是未婚,这一条,就把我们绝大部分老知青拒之门外,以后数次安置机会,我们只能望城兴叹。我们悲愤、绝望都无济于事,只能万般无奈地安下心来,甘当一辈子农民。
  1980年春,我们这批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老知青终于迎来了曙光。根据上级的有关政策,对面上仍未回城安置的老知青,全部扫尾回城安置。就这样,我们这些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最后一批回城安置。回城后,分别被安排到鞋帽厂、印刷厂等大集体单位,每月工资29元。按每个老知青2500元的安家费,由接收单位负责给建了一座筒子式的“知青楼”,每户居住面积20平方米左右,在当时这等居住、生活水平虽处于城区社会贫困线之下,但我们已是心满意足了。
  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我们那批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今早已成了儿孙满堂的花甲老人。我们每当翻出这张当年下乡的老照片,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涌上心头。是酸、是甜、是苦、是辣,难以说清。再看看当年我们身边的那些老同学,他们的工资是我们的几倍。车子、房子、位子个个都风光无限,而我们绝大多数至今仍过着布衣族的生活,每月一千来元的退休金,虽也衣食无忧,但心里总是难以平衡。看来,人生一世,只有遵循“知足常乐”这个人生哲理,才能解除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安享晚年。
  忆述:李林 杜敬媛 有令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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