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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祖年知任青州二三事

    作者: 青州旅游网
    来源: 网络转载
    已有2662人阅读
    发布日期:2019-06-27 10:06:00

    李祖年,字搢臣,号纪堂。同乡人中,有的称呼他绅臣,有的还称呼他祖申。江苏武进、即今天的常州,是他的故乡。具体祖居地,位于今常州市青果巷一带。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李祖年出任益都县(今青州市)知县。直到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的九月,由监生出身、名叫朱鋆的另一位武进人接替。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至清朝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也就是到辛亥革命爆发的这72年里,来益都就任知县的共54个人中,李祖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一)

    山东,是李祖年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再加上他这一代,共四辈人做官的地方。李祖年的曾祖父李锡琨,曾任职平度知县。祖父李念之,在东昌府做过知府。清朝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李念之为躲避太平天国起义军,率领全家人从江南迁来山东。直到清朝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才动身离开山东,返回老家地盘上,就是现在的常州市青果巷257号。算起来,这李氏一家四代,在山东居住长达32年。岂料想,常州老家祖宅,很快就被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炮火所毁。两年后,李念之老人就离世了。

    李祖年的叔祖父李申之,就是清朝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原名李宝嘉的父亲。李申之年仅27岁,就去世入土了,撇下年仅3岁的儿子李伯元。从此,李伯元只好由其伯父,即李祖年的祖父李念之接手抚养。李念之十分疼爱小侄子,对李伯元的管教极其严格,使李伯元的学业突飞猛进。李伯元吟诗作赋,填词谱曲,写八股文章,样样在行。而且能书会画,还精于篆刻。另外,在金石、音韵、考据等方面,也都触类旁通。刚满二十岁时,李伯元就考取秀才第一名,并很快填补由政府按时发放银两和米面等补助品的廪生。没想到,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以后接下来的几次乡试中,李伯元都相继落榜。从此,李伯元撒了“气”,放弃了科举做官的路子。

    对李伯元的处境,官衙内许多有识之士甚感可惜,曾一再向朝廷保举,却被李伯元坚决予以推辞。到头来,走上了“一面办报,一面致力于小说写作”的道路。1895年,李伯元前往上海,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报刊。1901年后,又先后写成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绣像小说》、《庚子国变弹词》等作品。这些作品,描写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大小文武官吏的“羊狠狼贪之技”、“蝇营狗苟之行”,集中反映了晚清时期官场上的污秽、堕落和无耻,揭露了那些知府、知县等中层地方官僚,对上吹牛拍马,阿谀逢迎,对下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的丑行。他们在干着欺压百姓的同时,又忍受着高级官僚的压迫。使得这批人悟出了自己的生活绝招:对待上司,要像狗一样地自卑和恭顺;在百姓面前,又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从李伯年作品中,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官吏,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有阴有阳,但是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见钱眼开,嗜钱如命。为了捞钱,坏事做绝。为了发更大的财,上上下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做圈套,设陷井,大打出手,闹得天昏地暗,丑态百出。即便在挂着书有“光明正大”牌匾的公堂上,也根本不讲是非曲直。平日里,这些人只知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一旦见到“洋人”,便吓得屁滚尿流,浑身就像“老母猪筛糠”。李伯元笔下的《官场现形记》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及曾朴的《孽海花》,在被列入我国晚清时期四大“谴责小说”中,被排之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几次谈到《官场现形记》。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本书,政治性强,可以读一读。”1966年3月20日,中央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议论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毛主席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怪现状》,把大是大非都讲清楚了。”

    李伯元非常热爱自己选定的事业,是个“工作狂”。由于长期劳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患了肺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带病工作。慢慢地,病情转化到吐血阶段,于1906年不幸死在上海,仅仅在世上活到40岁。更可怜的是,李伯元生前没有子女,也没有攒下一文钱,只撇下妻、妾一双寡妇和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好朋友孙菊仙目睹这些,心疼地泪流满面。他竭尽全力为李伯元料理丧事,把李伯元的灵柩运回老家,葬在了常州的清凉寺附近。丧事结束后,李伯元的妻子庄竹英,便含着眼泪,让人帮忙,带着装满书稿和少量字画的箱子,无奈地回到自己娘家。娘家人受旧的习俗影响,心中十分不快,更不稀罕三个箱子。结果,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常州很快沦陷,所有遗物同娘家人的房子,被日本侵略者统统烧成灰了。

    (二)

    李祖年与他的祖叔李伯元一样,由于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孩提时代,他曾与岁数相当的伯元叔同堂读书,而且进步很快。清朝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年仅25岁的李祖年一举考中甲午科第八名进士,步入翰林院。第二年,出任山东文登知县。文登地处山东东端,系战略要地。在李祖年任职的前一年,日军25000人,从邻县的荣城龙须岛登陆,攻入威海卫。1月30日,威海卫南岸炮台陷落。紧接着,北岸炮台被攻占。清军中的爱国官兵,虽然也进行了拼死抵抗,但由于武器落后等多种原因,难以抵得过武器装备精良的狗强盗。不到半个月,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军舰和靖远号军舰,相继被击沉。爱国将领丁汝昌等拒绝投降,愤然自杀。2月17日,日军登占北洋舰队所在地刘公岛,整个舰队的11艘舰艇,被日本军队统统掠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接踵而来的是威海卫周边的文登等县也被日军侵略者占领。当时,文登大地上,不少村庄被焚烧一空。百姓呼天嚎地,社会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受命赴任的李祖年,一踏进文登地盘,就深入不少村庄考察,安抚百姓。随即从惩治无赖、扒窃入手,维护社会安定,支持百姓垦滩积谷,解决吃穿等生活上的短缺。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七月一日,英国政府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议租威海专约》规定,将威海全湾定为英国的租地,将湾内各岛屿以及沿岸10英里以内的地方,共计陆地面积640平方公里,原定租期25年,实际后来被占领了32年。直到1930年4月,中英双方才拟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在《专约》签定的当天,对帝国主义满怀深仇大恨的李祖年,就暗暗支持文登县西武林村的村民于冠敬等,在道北店举行抗英民众大会,抗议英国殖民主义者扩大威海卫租界。当时,有万余名文登百姓和部分从荣城、威海赶来的群众,参加了大会。会后,与会群众齐呼啦地赶往卧龙山,与驻扎在这里的英国殖民当局,展开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至京城后,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照会清朝政府衙署,要求严查文登县官员,这一年的秋末,经山东巡抚毓贤举荐,李祖年被调离文登,前往历城出任知县。

    (三)

    19世纪末,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一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

    历城一带,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点,李祖年这位反帝、反“洋教”情绪由来已久的知县,在文登任职时,就有反对在管辖区内建立教堂的记载,还差点儿惹出“祸”来,这回儿来到历城,他又要摩拳擦掌了。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夏季,李祖年为了表示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支持,于六月初九这天,亲自带领县衙的差役多人,气昂昂地赶往洪家楼教堂。当发现洋人教士已经逃往外地时,他严正勒令在场的中国教徒立即退教。而且大声命令:“退教不退教,必须跪地回答!”当听到有教徒回答“不退教”时,李祖年马上进行严厉训斥,并高声命令:“所有教士、教徒、贞女,要各回自己家,或投亲友,不准逗留在教堂中!”那些顽固的教民,见李祖年态度十分严肃,只好低着头,各自散去。人走房空后,李祖年又下令,将教堂的院屋封锁。并在门外贴上“天主教堂产业充公”的告示。

    这时候,李祖年得到消息,说济南城里的义和团,包围了高都司巷的天主教总堂,准备举火焚烧。对此,李祖年立即率差役前往。当时,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场。为避免事态扩大,李祖年对义和团民众,进行了好言相劝。并自告奋勇作主,拆掉了教堂大门上挂着的“十字架”,将绘有“天主教”三个大字的匾额撤下来,挂上了事先备好的“官书局”大牌子。李祖年还当场承诺:“过几天,本官一定会将天主教堂拆毁的。”这样,义和团民众才终于纷纷散去。几天后,李祖年果然雇用工匠300余人,前往天主教总堂大堂,准备动手。结果,遭到袁世凯率队的阻挡。小腿咋能拧过大腿。真把李祖年气了个半死。但是,李祖年的这些举动,却对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兴起、发展,产生了极大鼓舞。

    六月初十这天,义和团民众集合了5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包围了洪家楼教堂。这时,教堂内已经住进了袁世凯的中路炮队。门外还贴着“产业已充公”的告示。见此情景。义和团只好临时决定,集合人马,转向离教堂不远的“鬼子林”,就是外国传教士的墓地。他们一齐动手,砸烂传教士墓碑,掘开了传教士的坟墓。并将茔地内数百棵松柏树,全部伐倒。茔地内那幢看管坟墓的房屋,也被义和团焚毁。随后,义和团民众分头行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教徒,该杀即杀,不该杀时就抢,使天主教徒元气大伤。然而,死心塌地充当帝国主义走狗、与中国人民作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的举动,吓得胆战心惊。他利用自己手中大权,派兵进行了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李祖年虽不能公开与顶头上司作对,却变着法地同敌人斗争,他把袁世凯下令抓起来的义和团民众,带到自己管辖的县衙里,好一通吃喝招待。说是关押,实际上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对于义和团民众已经处理过的“鬼子林”,袁世凯又逼迫李祖年修复、赔偿,前前后后要支付京钱3550千文,白银6200两。这么大的开支,让历城县实在难以承担。李祖年就连续不断地面见袁世凯,好一通哭“穷”。袁世凯终于信以为真,表态说:“这样吧,让省洋务局想法解决,没你们历城县的事了!”

    (四)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李祖年就任益都知县,当时的益都是青州府的首县。在山东省百余个县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初来乍到,乡亲们见李祖年三十来岁,中等身体,长方面孔,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起话来,操着“俄姑”、“俄姑”(我们)的南方口音,没有一点官架子。益都县衙门里边,老百姓都能随便进。前清时候,周边许多县的衙门里,都脱不开绍兴师爷,益都县东营街北头,就设有绍兴会馆,但益都县衙门里,竟然没有一位绍兴师爷。“三班”、“六房”的所有人员,也都是常州人。不摸底细的当地百姓,以为这位李大人是在故意用同乡,其实不对,是任担幕僚的常州客,当时在山东挺有势力。

    李祖年出任益都知县时,很注意为当地百姓办实事。他看到县城一些街道年久失修,雨雪天难以下脚,就组织人员和工匠重修。使得县前大街、东门大街、北门大街、东营街、青龙街、昭德街等,建成清一色的青石板路面,一改过去的泥土路面。事隔一百多年了,在东关大街一些路段上,至今还能踏到透着亮光的青石板。此外,在胶济铁路通车、益都设立火车站后,李祖年又调集人马修好了通往火车站的大道和北关的小寺大街等。同时,针对当地人习俗,分别进行了绿化。

    在李祖年就任益都知县的第二年,按照清政府颁布的“废科举,兴学堂”的诏令,积极协助青州知府,在松林书院故址,创建起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学堂内教学设施齐全,入学学子日趋兴旺,是山东境内设立最早,办得最好的中学堂。

    1903年,在县城东关粮市街中段,原北宋时的大学士王曾故宅处,李祖年又建立起青州府最早的高等小学堂。学堂建成后,他自荐担任总办。这所学堂,共有校舍113间,占地4亩多。学堂内教室、宿舍、厨房、存物室、操场等,充盈齐全。学堂内,还配备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跳高架等各种体育运动器材。学堂建成后,全省各地求学者络绎不绝。在由清政府所办的《学部官报》第56期上,曾载文称赞该学堂“校舍宽敞,管理认真,教科完全,省外各处学堂此为翘楚。”不久,以此为样板,全县境内的小学堂,也陆续办了起来。至1907年,竟达到25处。当李祖年看到各地学堂兴起,使得师资力量缺乏时,马上在县立高小学堂内,附设了师范班。不久,随着条件的不断完善,县里又在文庙故址创办起县立师范传习所,也叫单级师范,很快解决了师资力量的不足。

    在办学中,李祖年根据乡民的要求,把城里旌贤书院遗址,改建成青州府官立中学堂附设蚕桑实业学堂。他的这一举措,竟成为山东省实业教育之始,也是山东省农业教育之首。几年后,这所实业学堂,就扩建成独立的山东省农业学堂了。又三个年头下来,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160余名毕业生,在各地大显身手,为促进全省的农林生产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在李祖年就任益都知县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司法还没有独立,审官司是知县的主要职责。李祖年审起官司来,屁股一直坐在弱者、坐在穷人、坐在老百姓这边。青州的民间收藏家丁汉三老先生,生前曾采访到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如:反映惩治见钱眼开,企图讹诈、侵占民间良女钱财的城里洋布铺老板的《遗银票》;为山区老农讨公道,专门戏弄外国“洋人”的《巧救卖柴人》;施巧计,让状告当地乡民的德国人输掉官司的《智斗洋人》等等。当今天的老百姓读罢这些故事时,也感到心里痛快,对李祖年产生敬意。难怪当李祖年授任期满,离开益都时,广大老百姓依依不舍,还集资竖起“功德碑”,以此纪念这位德高望众的知县。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位封建社会时期任职的官员,肯定不是“完人”。李祖年在益都县衙门里审理奸情时,就曾对一女犯动用了“拶”刑。它是以细绳穿着5根小棍,套入人的手指中,然后用力紧收。这是一种让人痛心切肺的酷刑。女犯人入监后,披头散发,憔悴不堪,再施以死去活来的这种酷型,能受得了吗?!当年,李祖年审理此案时,在青州中学堂任职的包天笑,就亲眼目睹了施刑全过程。事后,他毅然质问李祖年为何这么心狠。李祖年的理由是:“刑事案子,上司要求证据确实,非口供不能结案。而犯人硬咬牙不说,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国家法度。咳,是法度逼着我们当酷吏呀!”

    (六)

    最后,说说李祖年修纂光绪《益都县图志》的事儿。

    《益都县志》重修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即公元1672年。全志14卷,文辞既略又简,一些重大事件错误不少,并有很多遗漏,几乎到了不可阅读的地步。清朝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由胶州知县接任益都知县的陕西平利人张承燮,看了康熙《益都县志》,产生了增补和修改的设想。于是,积极物色文人志士,参加采访和编修事宜。并在益都县旌贤书院设立志局,约请任职旌贤书院、曾主持编篡《莒州图志》的胶州人法小山任主修。1902年,正当编修志书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之时,张承燮知县被调往外地。这时,前来接任的李祖年,当即接过张承燮的担子,使《益都县图志》的重修、增补工作,没受到一点影响。

    清朝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冬,法小山又被调往济南师范学堂任教。这时,李祖年将法小山编写整理的资料全部接过来,经过反复酌定,又步行到30余里的城北孙家庄,约请前清举人出身的孙文楷从事校补,抓紧印制。到后期,参与志书采访和誊录的人员达到百余人。至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秋,光绪《益都县图志》终于与乡亲们见面。全书16册,54卷。其中,附图4卷,文字51卷。全书分为大事记、山川志、风土志、官师志、艺文志、金石志、人物志等16个志别。这部光绪《益都县图志》完全符合李祖年接手时,向全体编修人员提出的“方志贵详,贵实用”的“两贵”主张。

    近些年来,全国不少方志界前辈专家或撰文或在各种专业会议上,大力赞扬百多年前由李祖年等任主修的光绪《益都县图志》。称光绪《益都县图志》是古城青州的一部最丰富、最翔实的县志,是留给青州人民的一部记录古城青州的珍贵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1911年,李祖年由益都知县提任山西太原知府。再后,出任山西省财政厅长。中华民国五年、即1916年,袁世凯实行帝制后,李祖年弃官回到老家,以书画为生,并编写、校刊了部分书籍。1928年,李祖年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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