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青州的老一代共产党员耿贞元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近百年的历程中，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抛头颅，洒热血。在死亡面前，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胆怯。这里介绍的，是我党早期的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耿贞元。

难舍青州故里情

耿贞元，原名耿之贱，又名耿精一，化名周汉臣。1890年，生于广饶县南乡紧靠益都的黄丘村一户农民家庭。年轻时的耿贞元，曾在乡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能诗善文，颇有才华，是位不第秀才。在没有拜师求人的情况下，耿贞元依靠自学，掌握了配制眼药的技能，还经常为四乡八邻的百姓医治眼病，而且很有成效。此外，耿贞元利用《易经》中的“六爻卜术”为人算命，周游四方，奔走江湖。这赖以糊口的技能，也使他练成了一个非常机警灵活的人物。

1920年，因为地势较低的家乡，三天两头闹水灾，造成生活无着，耿贞元便同妻子王小英，告别家乡，迁移到条件相对较富庶的益都县城混日月。不久，耿贞元家就来了好运，添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把个夫妇俩高兴得脸上整天挂着笑，从心底里觉得老青州府是个养人的好地方。在给孩子起名时，琢磨来，琢磨去，认定了青州这块福地，楞是给孩子起名叫“青州”。1923年，耿贞元在青州这方地盘上，遇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两人一见如故，越交越深，越谈越投机。由邓恩铭的介绍，耿贞元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邓恩铭还是尊敬地称呼耿贞元为“耿先生”。同时，针对耿贞元聪明机警、善于给百姓“算命测字”的特长，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安排耿贞元在青州大地上和辐射周边的数县，为共产党做些联络情报工作。从此后，耿贞元经常挎着一个手匣。手拿一副竹板，云游四方。耿贞元本来就是个平易近人、爱说爱笑的伙计，再加上他熟悉眼科，又会算命测字，这就给接近群众，带来了极大方便。一来二去，在青州这方地盘上，一提起“算命先生”好多人都认识他。耿贞元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从他当年写过的一首诗中，甚至真正看得出他那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感和坚强的革命信念：

“鲸吞蚕食无情休，豺狼当道更堪忧；

狂风扫尽千里雾，旭日东升照九洲。”

1926年10月，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于1927年4月，把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于家尧河村，广饶县的延家村、刘家集、呈家王村、封庙村，临淄县的呈羔、商王庄，临朐县的吴家辛兴等地，确定为我党的秘密交通点。从此后，这一带，就成了耿贞元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很快，耿贞元就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10多名，举办起“夜馆学堂”。组织农民学文化，启发贫苦农民挺起腰杆同封建地主作斗争，把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期间，耿贞元配合各地党组织，在向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为穷苦农民排忧解难。在耿家集村，耿贞元和党支部书记耿金俭，带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为乡亲们修建了过路桥，疏通了防涝的排水沟等，受到了穷苦农民的一致称赞。

跃马沙场举战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下达密令，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大屠杀，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这时，热衷于升官发财和在刽子手的屠刀面前，动摇变节的中共青州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杜华梓，溜往上海，找到国民党的要人，叛变投敌。并在上海《国民日报》上两次登报，声明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接着，回益都抢夺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企图再“名正言顺”地独吞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仅如此，杜华梓还一二再、再二三地上窜下跳，竟然又当上了益都、临淄、广饶、寿光、昌乐、临朐六个县的国民党剿共组织“六县党委工作员”。从此后，杜华梓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不止一次地到我党革命活动基地、东圣水村魏嵋家，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年7月的一天，杜华梓派去的剿共人员，当场就捕去侯玉清、魏玉成、张千、王福熙、杨连方等数名同志。在铁路北东朱鹿村的中共益北特支，也遭到杜华梓一伙的严重摧残。然而，益北特支的共产党员们，根据他们居住地离县城较远的优势，根本不怕杜华梓一伙的下令“通辑”，一直战斗在风口浪尖上。益北特支的共产党员们，在耿贞元的指点下，与广饶县刘集村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从民间搜集到长短枪30余支，建立起红色游击队，曾一度在益都县北部的臧台顶插上了红旗。当时，臧台周围的村庄，还属于寿光县辖区，结果，又遭到寿光县国民党武装的镇压。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组织的一名绅士，竟然公开站在东朱鹿村大街上狂喊：“非把这伙共产党员治下去不可……”在这种形势下，耿贞元与东朱鹿村的共产党组织，直接与中共山东委取得了联系。省委决定，将几名目标较明显的共产党员调往省城。但是，要乘车去省城。大伙儿拿不出盘缠费来。在这种情况下，耿贞元同志想法筹集来路费。在乘坐火车启程前，耿贞元仔细一琢磨，觉得从益都火车站乘车危险较大，马上组织大家前往辛店火车站乘车，很快安全到达济南。

1928年，在中共青州地执委遭到反动势力破坏后，中共山东省委不得不宣布，益都的党团组织暂时撤销，批准建立起中共广（饶）益（都）特支联席委员会，刘良才（广饶刘集村人）任书记，耿贞元、陈德义（东朱鹿人），尹斐然（东朱鹿人）任委员，负责两县的革命活动。当时，新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利用当时社会上新旧军阀还在互相混战，日寇在占领济南，国民党反动派还一时无法对共产党“围剿”的时机，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起反对土豪劣绅、抵制苛捐杂税的农民运动。

这年秋天，由于社会动乱和水旱荒灾的来袭，益都北部和广饶南部一带的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当满坡的高梁晒过红米、谷子面临入囤的季节，刘良才和耿贞元商量，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吃坡”运动。刘集村的地主刘林蛟，家有100亩上等好地，还开着钱庄，是当地有名的“吸血鬼”，必须先把他“吃掉”。这天刚擦亮，月亮升起时，好几个村庄参加“吃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夜校学员、短工会会员等，个个精神抖擞，他们手中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钎刀子”（一种专割高梁穗的小刀具）、有的拿着麻袋或包袱，足足200多人，齐刷刷地站在地头上，一声招呼，就争先恐后地扑进地里。“噌、噌、噌”，“嚓、嚓、嚓……”地主家的几十亩谷子、高梁，转眼间变成了光杆。

邪恶险局从容对

1930年6月，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任国祯，秘密来到益都北部的东朱鹿村，经过深入调查，他掌握了中共益（都）广（饶）特支的一些情况。为了更有效地开展革命活动，他提议，将部分同志调往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其中，耿贞元同志被调往济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地方秘密交通员。

当时的省城济南，社会环境十分恶劣，省委机关设立的秘密接头地点，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逼得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只好在一天之内甚至数次改换地点，省委任国祯书记在听到耿贞元读过《周易》，掌握“测字、算卦”技巧后，当即作出调他去省委工作决定的。耿贞元到济南担任了省委机关交通员后，以职业为掩护，马上混在算卦先生群中活动起来。开始，他在趵突泉街摆卦摊时，还养了一只非常训熟的黄雀，在卦摊前跳来跳去，为前来求卜的人抽帖算卦。人们见他样样精通，与求卦者对答如流，应付自如，谁也不把他看成是一位共产党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的益都县东朱鹿村共产党员陈凤九，就曾遵照省委指示，几次前往济南，通过耿贞元与省委联系。初次赴济南时，陈凤九是根据“名人”指点，找到耿贞元的。两人见面后，高兴得差点叫出耿贞元的名字来。等定下神儿坐定，陈凤九装做不认识的样子，叫了声“先生，我来算卦”，趁人们不上眼，陈凤九顺手递上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这次来济南的住处。耿贞元接过纸条一看，顺手就装进了口袋里。接着，便装模作样地抓起插满竹签的筒子，摇了几摇，把几个制钱往摊子前一倒，高声说道：“从八字和卦上看，你这位先生大吉大利，有大福啊！”然后，陈凤九也笑嘻嘻地，装模作样地给了耿贞元10个铜板，便（完成任务）扬长而去了。很快，省委即派人去趵突泉南街，与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上的陈凤九接上头，交待了省委的指示。五十多年后的1981年，笔者曾在济南采访过从省纪委书记工作岗位上离休的陈凤九同志。让陈老回顾了一些具体情节。陈老说：“当年我到省委取回件，就是采取这种方法顺利完成任务的。”

那时耿贞元同志的“工作”地点，经常随着省委机关的转移而不停地转移，这一年，山东省委机关在遭到敌人破坏，转移到青岛办公时，耿贞元同志又出现在了青岛市面上。有一天，驻青岛的著名洋行（罗福洋行）总经理曾在百忙中，专门找耿贞元算卦。他请耿贞元算算自己那位怀孕的小太太，究竟是生女还是生男。耿贞元迷逢着眼，朝着那位老总的脸，细细瞅摸了好长时间，说：“先生大吉大利，肯定是个小子了！”不久，那位老总的小太太果然生下男孩。这一来，真把那位老总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找到耿贞元，大大赞赏了一番，还一把甩下几十块大洋酬谢，逢人就夸耿贞元，说他简直就是“活神仙”！这样一来，耿贞元在青岛出了大名。有一天，广饶的一位共产党员到青岛要见耿贞元，在大街上打听时，有位市民冲口而出：“你找‘活神仙’那，我领你去！”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办妥了。从这以后，大大减少了人们对他的怀疑，给我们从事革命活动带来不少方便。

然而，时间久了，也难免引起狡猾敌人的注意。有一次，一个敌人直接尾随到耿贞元的住所——宏源居的大门外，贼头贼脑地这里看了那边瞧，耿贞元马上断定，被敌人侦探跟上了。紧急时刻，耿贞元灵机一动，立刻装模作样地害起“神经病”来，还不停地大哭大叫，在地上打滚儿，并拖着一根绳子要寻死上吊。邻居好多群众见此情景，也都关切地跑出来劝他。有人甚至怀疑他被人“偷了钱”疼疯了。大伙儿便这个拿出5块那个凑上两块，共捐了150多元，前呼后拥地把他送往青岛火车站，还为他代买上火车票，让他逃回了益都。

不久，耿贞元从益都赶往济南，继续遵照省委的指示，没白没黑地到各地巡视，甚至在边远的鲁西和鲁南一些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

坚贞风范立丰碑

在军阀、地主、官僚长期统治下的益都人民，本来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但后来的许多事实，使老百姓认清了那些打着国民革命照牌的国民党政府所唱的高调，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而国民党政府仍不死心，继续向人民群众骗取信任。1932年暑假期间，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利用设在益都县城内的省立四师放假的机会，利用四师的校舍，要举办乡镇训练班，培养他们在乡下的忠实爪牙。在参加培训的乡镇长中，有的是流氓恶棍，有的是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大代表，有的甚至在农村大量搜刮民财，有的私买枪支，欺压百姓，有的竟然在乡公所扣押吊打无辜百姓等等。对此，以耿贞元等为骨干，在四师校园内，公开贴出了揭发乡镇长罪行的一幅幅对联。这一来，整个校园内“开了锅”，培训班也办不下去了。当主持办班的县党部常委赵若谦出面干预时，前来参加办班的乡镇长们一轰而起，四散逃跑，赵若谦没跑迭，戴在头上的礼帽都跑掉了。

1932年6月底，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联席会议的山东省委书记武平，根据中央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活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不顾山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要求，并将当时党的工作开展较好的博兴、益都两县作为暴动的重点。1932年7月4日，博兴暴动发生不到3天，就遭到失败，参加暴动的几十名同志被捕，20余人被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博兴县暴动不久，益都县在省委的督促下，县城内的一区和乡下郑母一带的十区同时举行暴动。1932年8月18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十区区公所和民团，缴获10余支步枪，当暴动队伍在老鸦窝村集结时，遭到敌人的围攻，队伍一触即散。第二天，队伍只剩下10余人。又因为一区没有按照县委决定行事，区委只好解散队伍。但是，同样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和镇压。

1932年8月18日，在我党的领导下的益都暴动失败。当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接到告急电话后，立即下令全城戒严。第二天，即派县民团大队副冀瑞堂和县警备队队长钟家信，带领民团和军警300多人，迅速开至事发地郑母十区一带。县捕共队队长赵若谦也在东关一区展开行动。当地民团也全力配合，镇压革命行动。第二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闻讯后，也率领捕共队员，赶到益都坐阵指挥，对县城的学校、街道、兵营等地，进行彻底清剿。全县被捕的27名人员中，就有耿贞元。接着，所有被捕人员由山东省捕共队长王天生带领的匪三路军钢甲车队，全部押解省城济南。

当益都暴动失败时，被中共山东省委派往益都指导工作的耿贞元，也在东圣水村魏复民家被捕。因为随身携带的文件，没有来得及销毁，同时被敌人搜去。耿贞元觉得，自己的身份既然全部暴露，就抱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在被押入济南监狱后，耿贞元对一块被捕的郑心亭、张基亭、牛瑞亭三位战友说：“现在，我们既然落入狼窝，就啥也别顾了。必须抱定为党牺牲的意志，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任何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耿贞元这种忠贞不屈的精神，大义凛然的言词，也坚定了大家对敌斗争到底的意志。

在敌人的法庭上，耿贞元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和家中亲人的苦难，总是考虑如何变着法儿地掩护同志们。当他得知去益都的捕共队，一直没有抓到领导暴动的冀虎臣同志时，脸上露出笑容。在省府东街山东省公安局的拘留所里，耿贞元被提出过堂时，他一看审判台上坐着的是叛徒王天生时，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拼他个鱼死网破。王天生皮笑肉不笑地问：“你不就是那个以‘算卦’当幌子的耿同志吗？”耿贞元暴跳如雷地应道：“混蛋，谁是你的同志？！今天我被你们这伙坏蛋抓来，我只有在地狱里等你，随你便吧！”

王天生又问：“你去益都干什么来？”

耿贞元变着花样地应付道：“我是益都的县委书记，我不在益都在哪！？”

“这次益都暴动是谁负责搞的？！”

“这次益都暴动当然是我负责搞的了！可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从益都抓了这么多无辜老百姓来，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实话告诉你，这会儿被你抓来济南的，就我一个是共产党员。我今天落在你们这群混蛋手里，宁愿为共产主义而死！”……

接下来的审问，耿贞元除了大骂王天生是无耻叛徒外，别的什么也没问出来。

8月31日这天，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暴动现行犯的罪名，判处耿贞元等14人死刑，立即执行。在被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的路上，耿贞元从容镇定，带领同志们放声唱起《国际歌》。临刑时，耿贞元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慷慨悲壮的声音，激励着济南人民对反动集团的仇恨，鼓舞着革命战士继续向反动派斗争的决心。

耿贞元牺牲的消息传到益都，凡是熟悉他、知道他的人，莫不悲痛万分，立志革命到底，铲除万恶的军阀，为耿贞元报仇。